教学、创作、科研、阅读——我的工作(刘福智)
作为一名教师，我首要的工作自然是教学。不过，只知道一味地教学，往往是不够的。我的始于初中阶段的文艺创作，始于大学阶段的科学研究，始于幼儿时期的阅读，都对我的教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教学、创作、科研、阅读——都是我的工作。
教学
大学毕业时，我不想留校任教，因为长期以来热衷于文艺创作，我想到“文联”当一名专业作家。但是无奈当时是“国家分配”，个人意愿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于是遗憾地成了一名教师。
既然做教师，就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当时安排我在文学院写作教研室担任“基础写作”教学任务。这似乎是我的强项，因为我长期以来从事写作并发表了大量作品。但是，我知道，个人写作与讲授写作并不是一回事。怎样使你的学生由不能写到能写，由能写到写得好，这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一门艺术。于是，我仔细阅读教材以及相关的书籍，认真撰写教案，并请教研室主任、我的恩师刘家骥先生批改我的教案，请教研室全体教师听我讲课，逐一征求意见，不断改进授课效果，我逐渐由一个门外汉成为一个基本合格的“写作学”教师了。
此后，我又先后担任“文学写作”、“诗歌写作”、“杂文写作”、“美学”、“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化”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对每一门课程，我都认真对待，仔细钻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教学方面，我的值得肯定之处，还在于大胆进行改革，并不墨守成规。
我反对“教材中心论”的观点。即便是所谓“部颁教材”，也难免错误和不足。我认为，一名教师，如果一味地局限于教材，以至于在课堂上宣读教材或讲稿，那么，他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每一位教师，除了教材里的内容，还要讲出自己的东西，以弥补甚至纠正教材之不足。我在每一本教材里都发现了不少错误，并告知学生。我的授课内容，并不完全脱离教材，而是对教材进行补充、更新和超越。这样，学生在阅读教材的同时，又听我授课，实际上获得了双重的收获。
商丘学院是一所“三本”院校，但它提出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教学理念。但是，一些官员一旦面对教学工作，便习惯性地“按部就班”，对主张“优”和“特”的教师进行压制，而且自以为是。我在这种境况下依然做着“优”和“特”的工作。比如，“基础写作”课程开设两个学期，在讲授许多重要文体之余，第一个学期我讲授“近体诗（绝句、律诗）写作”，第二个学期我讲授“词（长短句）写作”，并布置作业，认真批改和讲评。我认为，古典诗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到了今天青年这一代，不能只会读，不会写。全国上千所大学，如今能有几所开设诗词写作课？实际上，这门课程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不少毕业生来电告诉我，说一直在坚持诗词写作。如果不是老师讲诗词写作，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写诗填词的。而且，有三名学生在求职和考研时，正是因为展示了自己的诗词作品，而被破格录用、录取了。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课程，教材以大半篇幅介绍儒家、道家、法家等内容，其余过于简单。为了满足社会和学生的实际需求，我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增加了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我将一个学期17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7周，讲授“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华夏与中国”，“从四大发明说起”，“汉民族的姓氏与名字”，“天干地支与十二生肖”“中国的民族节日”，“中国的谜语”。第二阶段为4周，分别讲授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的并作为文人文化素质的“琴棋书画”，同时开设音乐欣赏课，举行象棋比赛，布置“书画”作业并举行展览。第三阶段为6周，分别讲授“中国的对联”，“中国的曲艺”，“中国的戏剧”。我采取课堂讲授和多媒体展示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我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中国古代文化”课的内容和形式，是我锐意进行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在我讲授的其他课程方面，我都推行了相应的改革。这些改革体现了我的“敢为人先”的精神，这不值得肯定和褒奖吗？应当说——敢为人先当嘉勉。创作
我的创作是指文艺创作。不仅包括文学创作，而且包括艺术创作。自1962年以来，我在诗歌、诗词、歌曲、杂文、随笔、散文、小说、消息、通讯、报告文学、剧本、曲本等如此众多的文学艺术领域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总计2000余篇（首、部），总字数达1000万字，获得各类奖项20余项。其中一些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中国艺术报等大报大刊以及香港、外国报刊。其中，我的随笔《聪明的塞尔维亚奶牛》发表于人民日报2007、6、9，杂文《风水公司的客户》发表于上海文汇报2008、3、20，杂文《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发表于香港文汇报2007、23期，诗歌《2010、4、21、10︰00》发表于解放军报2010、4、29，杂文《著书的烦恼》发表于光明日报2000、9、14，长篇抒情诗《啊，中国》首发河南日报1999、9、29，此后8家报刊转载，并有多家单位索稿用作文艺演出。
我的第一部文学专集——杂文集《中国的泼皮士》出版于1993年；我的第一部诗集《齐鲁诗选》出版于2001年。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荣获1996年国家“5个一工程奖”和其他多项奖项。另有与人合著的文集多部。
在艺术创作方面，我作词作曲的《纪检战士之歌》获得中纪委征集歌曲活动二等奖，我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正年轻》获得上海文汇报征集青年歌曲活动二等奖。此外，我还撰写了电影剧本《郑成功》，话剧剧本《将军之子》，京剧剧本《秋江》（折子戏）。
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刻苦创作，为我开设“写作”课和“文化”课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迄今为止，除我之外，郑州大学还没有哪一位写作教师能在如此广阔的文体领域取得如此丰富的成果。现在，我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对于大多数文体，只要想写，就能成文。也就是——诗文论辩信手来。科研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如果只是一味地授课，而不从事相关的研究，也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我的科研活动开始于大学时代，繁荣于任教之后，而且，其内容也不局限于教学活动和授课内容，也就是说，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说，我的科研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从教之后，我共出版专著14本。
2001年出版的美学论著《美学发展大趋势》，是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获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二等奖，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此书是我开设的“鉴赏美学”课程的总结。
1999年出版的《杂文艺术论》，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此书是我开设的“杂文写作”课程的总结。
1994年出版的《科学美与艺术美》一书，获1995年北方15省市自治区优秀图书奖，并获河南省文联专题研讨会评介。
1999年出版的《诗歌艺术论》，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著作奖，获郑州市社科一等奖。此书是我开设的“诗歌写作”课程的总结。
1993年出版的《文章写作学》，是我开设的“基础写作”课的总结。
另有与他人合著的5部著作，其中包括《新闻美学与古典文学》、《中国历代笔记小说词典》等。
我任教之后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获得各类奖项10项。其中，《在社会变革的漩涡中沉浮》一文发表于国家一级期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电脑的美学意蕴》发表于（美）《世界经济》，另有27篇论文发表于17家核心期刊。从2008年9月我来商丘学院任教迄今，我发表学术论文42篇，年均6篇。其中最多的一年为11篇，而那年全校教师发表论文总数是45篇，我占其中约四分之一。
总之，我一直是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其实，写文章的根本不在写，而在想，思想深刻才能写出好文章。应当说——思深方可文章妙。
阅读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如果只是一味地授课，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我的阅读开始于学前时期，5岁时还认不了多少字，就开始看《三国演义》连环画。我的孜孜不倦的阅读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每天读书看报成了我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
我的阅读范围并不局限于文学。有人说“文史哲不分家”，我就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艾思奇的哲学书，我还读了美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许多书籍。此外，“数理化天地生”这些自然科学的书籍，只要是好书，只要遇到了，我也无所不读。我读书读到了孜孜不倦、手不释卷的程度。学生说我“知识面开阔”，这当然与我勤奋读书大有关系。其实，有些知识的获得，也并不一定来自读书。例如，我经常看地图，就能说出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及其首都的名称。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的名称，我都能脱口而出。要想学习，随时随地都能学习。
下面，我想大致罗列一下近3年我阅读的部分书目，便可知道我读书范围之广：莫言《蛙》、（宋）沈括《梦溪笔谈》、金泽灿《武则天》、（以色列）尤瓦尔·拉赫利《人类简史》、宋云奇小说《蓝色寓言》、《林语堂散文选集》、卢菁光散文《我们曾经走过》、李会诗《宋词是一朵情花》、顾非熊《美得令人窒息的唐诗》、钱鸿瑛《词的艺术世界》、《商丘杂文选》、《傅雷家书》、李凌《音乐与诗词漫笔》、刘逸生《真假三国纵横谈》、白润生《写作趣闻录》、秦牧《艺海拾贝》、徐德清《趣味逻辑》、云成雷《趣闻哲学》、（法）让-玛丽·佩尔特《植物之美》等等。
我的教学工作、科研活动、以至于文艺创作，都极大地得益于我的博览群书。一个人，书读得多了，才会有渊博的知识，高雅的气质，也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总之，教学、创作、科研、阅读——这是我缺一不可的四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丰富了我的思想，增进了我的知识，净化了我的情感，促使我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上一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文学教研室教学交流活动
下一篇：文学教研室举行2016年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