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作品哪一部最好。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曹禺的好几部作品各有千秋，你很难指出最佳者。但要我们指出曹禺的作品哪一部最复杂，这个问题就不太难了，他的作品最复杂的莫过于《原野》了。《原野》的复杂不但表现在自从这部作品问世以来对它评价的褒贬不一，还表现在曹禺对它的表述里：“对一个普通的专业剧团来说，演《雷雨》会获成功．演《日出》会轰动．演《原野》会失败，因为它太难了。”(乌韦·克劳特：《戏剧家曹禺》。《人物》1981年4期)曹禺的这个意思与我国另一个大作家鲁迅有点相似。鲁迅在谈到有人想把他的阿Q形象搬上舞台。他便表示了以下意见：“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书信》，《全集》十二卷26页)两位大作家对自已的作品发表几乎相同的意见．由此可见两部作品的复杂性和深邃性。不过，《阿Q正传》、《原野》在评论界的遭际却不尽相同。对《阿Q正传》除个别杂音外，一般都是肯定的，《原野》却是命运不佳．对它持否定意见多，特别是在共和国建立后。对一部内涵极为丰富的佳作，长期以来，人们对复杂的文学作品简单化，以非文学的目光和尺度来衡量评价文学作品，以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衡量《原野》．特别是用机械的所谓贫农与地主的阶级对立与斗争来衡量《原野》。这样一来，《原野》便被部分地误解与误读了。

《原野》中的主人公仇虎、金子、大星、焦母、焦阎王等，原是一群并没有阶级意识、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生态群体。仇虎的爹和大星的爹并不是什么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从剧情来看。他们倒是同一“阵营”的兄弟：——“从前有一对好朋友，一小就在一处，就仿佛你我一样。”“一兄一弟，两个都是好汉子。偏偏那小兄弟的父亲是个恶霸。仗势欺人．压迫好百姓。他看上那老大哥的父亲有一片好田产．就串通土匪．硬把老大哥的父亲架走．活埋．强占那一大片好田地。”“后来那小兄弟的父亲生怕那死人的后代有强人，就睹暗打通当地的官长，诬赖死人的儿子是土匪，抓到狱里，死人的女儿由他变卖外县．流落为娼。”“后来那个老大哥不要性命。逃回来了,瘸了一条腿。”看了这个剧情，方知“仇虎”家并不是一贫如洗的农民。而是有“一大片好田地”的殷实人家。焦、仇两家并不属于经济对立的剥削与被剥削的两大势不两立的阶级。仇虎、大星的父辈是一对好朋友，仇虎还认大星的父亲为义父。用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立的关系来解释《原野》显然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后来，大星的父亲焦阎王当了军阀的连长．对仇家的那一大片好田地有觊觎之心。才凭借手中之枪，玩弄阴谋诡计，弄得友家为仇．使昔日的好友．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明白了剧本的来龙去脉，方知用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来理解《原野》是阶级对立日趋严重对立的时代性误读。细读了《原野》方知用农民与地主的经济对立、阶级压迫来理解它是阶级性误解。那么，打开这个作品的钥匙在何处?我们认为，钥匙便是在《雷雨》里已经显露峥嵘的“生命的蛮性"与“复仇"的命题，现在在《原野》（和《雷雨》《日出》一样，已经成为剧中独立的生命存在)里，终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几十年后，曹禺谈到《原野》时，强调说：“（它)是讲人与人的报复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当时我才26岁，十分幼稚！)。它没有那样多的政治思想，尽管我写时是有许多历史事实与今人一些经历、见闻作根据才写的。”  (田本相：《曹禺传》，464页)与当年说《雷雨》是“一首诗”竟是惊人的一致。（钱理群：《中国现年文学卅年》，第417页)曹禺说的“它没有那样多的政治思想”实质上是指的后人强加于它的阶级斗争、阶级对立思想。对于经典性的文学创作而言，反映“生命的蛮性”和“复仇”的命题有时较明确的阶级意识更有文化的意蕴和美学的魅力。

《原野》的冲突，缘于焦阎王在原始的“生命的蛮性”的驱动下，对好友仇荣“一大片好田地”的野蛮占有，他依仗的是投靠军阀后当上一个什么连长。手中有枪。背后有依仗，于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弄得好友仇荣家破人亡。己被活埋，子被投狱，女被拐卖，沦为烟花．悲惨死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可鄙的“生命的蛮性”、那可耻的占有欲望。他更以为做了这一桩伤天害理的事情之后，他可以安享福贵了。正像俗话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焦阎王短命而亡。仇家的儿子仇虎从监狱里逃了出来，带着深仇大恨来复仇。但这时，他复仇的对象已经进了棺材，复仇的对像消失了，同样具有“生命蛮力”的仇虎满腔悲愤叫喊：“偷偷地你就死了。（激昂起来）可我怎么能叫你死，叫你这么自在地死了。我告诉你，阎王，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阎王!杀了我们，你们就得偿命；伤了我们，我们一定还手。挖了我的眼睛．我也挖你的。你打瘸了我的腿，害苦了我们一大堆人，你想，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哼，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哦，阎王，你想得太便宜了。”焦阎王的死，无疑给仇虎满腔复仇的烈火泼了一瓢冷水，使他暂处彷徨与渺茫。但在“原始的蛮力”与愚昧的封建意识的驱使下，他很快地又找到新的复仇对象，在“父债子还”“父仇子报”、使仇敌“断子绝孙”等落后意识驱动下。他杀死了焦大星，并借焦母之手杀了无辜的小黑子。“原始的蛮力”得到了宣泄。血海的深仇有了结果，被夺去的妻子又重新回到了身边。按常理说，仇虎应该满足了。阶级复仇的主题也满足了群众心理的需要。一切应该画一个句号了。如果《原野》的文化意蕴仅止于此，《原野》的内容如此的简单明确，那么，《原野》充其量不过是一出为时尚服务的政治戏罢了。令人欣慰的是曹禺并非如此浅肤之辈，他的剧作不仅仅是如上所述的内容。《原野》有更高更深邃的追求。由于仇虎复杂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又由于小黑子尚在襁褓之中，他们之死不仅不能使“复仇”之人心满意足．而且使复仇者背上了一个精神的灵魂的负担。大星善良得近乎于憨傻，懦弱得使读者同情。他的父亲所做的一切他并不知情，他也并非有意地夺朋友之妻，他真心实意地爱着妻子，他也虔诚地供奉着母亲。他不仅是无罪的，而且是纯洁无辜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同情的弱者。而小黑子更是替罪羔羊，死于非命。……这样的“复仇”必然是复仇者灵魂备受煎熬，道德备受责备，良心受到审判。作品的重头戏便在于此。在《原野》的第三幕里，出现了灵魂法庭的审判。这种“审判”又是在一种道德的与艺术的悖论下进行的。仇虎的复仇是合理的，艺术的安排也是合乎逻辑的，但由于复仇的信念的扭曲，复仇的对象的错位，复仇的手段的残酷。便动摇了这种合理性和逻辑性。在这种合理性与逻辑性混乱与重新定位的艺术安排下，出现了幻觉中的重新组合与精神上的再审视。谁是应该受审的?——成为这出戏的重心。原先是仇虎追杀、审判焦母，这个虽不是元凶却是帮办的邪恶者，但仇虎报了血海的深仇之后，他们的角色地位却戏剧性的颠侧过来．焦母追审仇虎。仇虎在黑幽幽的森林中。在肃杀可怖、有着惨厉声音的旷野里，仇虎有着一段灵魂的自审与他审相交织的蜕变过程。杀死大星，他还有理由为自己辩护，虽然有些勉强；但小黑子之死，他备受良心的责备，他有点近乎疯癫地叫喊：“……小黑子不是我害的，小黑子不是我害的。（跳到井石上，举起双手）啊，天啊！我只杀了孩子的父亲，那是报我仇门两代的冤仇!我并没有害死孩子，叫孩子那样的死！我没有！天啊！（跳下，恳求地）黑子死的惨，是他奶奶动的手。不怪我，这不怪我！(坐在井石上低头)”如果说小黑子之死真和仇虎没有关系，仇虎便没有必要这样声嘶力竭地为自己开脱了。小黑子之死成为仇虎自审的契机，他永远把自己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当金子问他为什么老想黑子之事时，仇虎回答：“不是我要想，是瞎子。是小黑子，是大星，是他们总在我跟前晃。你听，这鼓，这催命的鼓!它这不是叫黑子的魂，它是催我的命。”但冤死的爹爹幻影的出现，又暂时驱赶了他的负罪感．他对着焦阎王的幻影三枪射击，又暂时使他的复仇有了合理性。以后幽灵的叫喊，囚犯的非人劳作，狱警和仇虎等囚徒的对峙。使这种复仇的合理性得到了升华。《阴审》一场。用幻化的形式表现了黑暗的现实存在的时间性的暂时合理性，仇虎的死是对暂时的合理性的壮烈抗议。剧本到这里，无论从历史、道德、艺术诸方面都达到了极致。在这里我们认为，《原野》是曹禺剧作中的艺术精品，既有历时性的卅年代阶级斗争日趋剧烈的画面，又有共时性的人类的(特别是她主和农民的)共同的弱点：——“原始的蛮力”。对财产的非分的占有．对人的野蛮的伤害。“复仇”时的意识的落后与陈旧，复仇对象的错位与灵魂法庭的自我审判时的混沌。

在众多的现代文学史中以及数不清的评论文章中众口一词的判《原野》的重大失误在于对农民缺乏了解，对农民生活的不熟悉，据此认为《原野》是不成功的作品。其实。这种判决是大可商榷的。所谓对农民的缺乏了解。对农民生活的不熟悉是从地主与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这种社会学的阶级对立观来观察文艺作品的。并且是事先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划分好阶级的——仇虎是农民，是被压迫者被损害者，金子和仇虎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而焦连长、焦母等人是压迫者、施暴者。如果按照这一理论去评论《原野》，那么，加在作家和作品的判词，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判词在事实根据上是有问题的，在理论阐述上是有缺陷的，这样，便动摇了多年以来判词的正确性，也给我们重新评价《原野》带来现实的可能性。

根据文本提供的材料，焦家、仇家、花家的经济地位基本上是相似的。后来的变化是焦阎王当了军阀的连长，才见财起意，活埋了仇荣。霸占了仇家的一大片好田地，并且诬指仇虎通匪，被捕入狱．打断了腿，仇虎妹妹被拐卖。沦为烟花，最后惨死。仇家有“一大片好田地”．很难说是贫苦的农民。把这出戏定为地主和农民的争斗是按庸俗社会学的流行观点的政治评论，而不是文学评论。不按文本所提供的事实材料，而给文本中的主人公划成份，贴标签。按既定的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模式来撰写文学史。只能把复杂的文艺现象简单化。把具有魅力的文学形象政治化，把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庸俗化。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学变成了机械僵死的庸俗社会学。这样看来．《原野》所提供的生活画面关于阶级斗争的性质仅仅是局部的，而关于人性中的贪婪、野蛮的占有。复仇的欲望，意识的落后，复仇对象的错位，错后的灵魂法庭的审判，审判时复仇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的轮番肯定与否定等，才是《原野》作为文学作品有永久性魅力的根据。

《原野》中是有阶级斗争画面的。焦阎王凭借手中的枪对好友仇荣的陷害，对田产的占有．对子女的迫害都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作品并没有按照我们肤浅的评论家的要求强化这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原野》不过是卅年代的《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而已。《原野》所提供的东西，远非《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所能比拟，它是无比丰富的。这种丰富性最大魅力来自于在语言符号“能指”下所蕴含的“所指”的广大的文化空间，对人性的拷问与对农民文化的批判。

对于灵魂的自我拷问，对于人性劣根的批判，鲁迅先生是极为赞赏的，他说：“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者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鲁迅：《<穷人>小引》，《全集》七卷104页)灵魂自我审判的法庭较之国家所设置的法庭要公正得多，并且要深刻得多。自从陀氏在作品里设置灵魂法庭以来，人物形象的深刻度就是过去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了。《原野》运用这种创作方法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国戏剧艺术的一个伟大创作和卓越贡献。

仇虎的灵魂拷问是双重的。他在拷问仇人焦阎王，同时也在拷问自己。如前所述，自从焦阎王害死仇荣之后，焦、仇两家的争斗，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阶级斗争的性质，因为仇家由比较富裕的农民沦为一无所有的农民，而焦阎王则从一个农民变为手中有枪、并有后台的小恶霸。仇虎的复仇带有一定的阶级斗争性质。但仇虎从思想上、意识上、精神上都没有崭新的内容，他意识的落后、愚昧，复仇手段的残酷，复仇对象的错位等．都可以从中国农民文化中找到根源。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地主和农民在经济上是对立的，但在文化上却是同源的，考察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并不存在地主和农民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形态。我们把中国的这种封建社会的文化称为农民文化。

中国的农民文化当然有许多优良的传统，但也有许多负量因素。《阿Q正传》中对负量因素中的精神胜利法展开批判．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具有巨大的意义。《原野》对负量因素中的“原始的蛮性”——对财产的非法占有，这是针对焦阎王的批判；——对“父债子偿”、“父仇子报”的落后意识支配下错杀无辜的批判，这是针对仇虎的批判。不管是针对焦阎王。还是针对仇虎的批判。都是文化的批判。这种文化的批判。其思想意义比一般描写阶级搏斗的作品要大得多。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下，文学作品中对地主的批判不引起歧义，但对所谓农民的批判便会遭来非议。这种文学批判观念是极为狭隘的，也是极为有害的，导致了文学创作的肤浅化。也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庸俗化。其实，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能够脱离简单的机械的阶级划分和对立的描写，深入到文化层次进行批判，那么，既然地主和农民是同一文化根源，那么对农民的文化批判是必然的逻辑和创作实践。在农民身上的文化劣根及人性上的弱点，是这种批判的天然靶子。这种批判不仅在美学上具有巨大的魅力，而且在思想认识上，在社会历史发展上。甚至在政权建设上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巨大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我们的社会进行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阿Q式的悲剧不断重演。造成重大的损失，仇虎式的悲剧也不断重演，造成的损失绝不在阿Q式的悲剧之下。明乎此，我们众多的现代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对曹禺的责备其实是一次历史的大颠倒。——不是曹禺对农民缺乏了解，对农民生活不熟悉。而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对农民缺乏了解。对农民生活不熟悉。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文学评论界对《阿Q正传》的热情赞扬和对《原野》的冷寞否定是文学评论的一大奇异现象。——同是对农民文化的深入批判，同是对国民根性的深入开掘和解剖，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遭遇和迥然的评价?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左”倾的幽灵不散。对《阿Q正传》的热情赞扬是政治肯定鲁迅的另一个派生物。而对《原野》的冷寞否定说明文化的、人类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还没有真正到来。庸俗社会学，机械阶级分析法。划类型、贴标签等余毒还未肃清。文艺批评界肃清“左”的影响还需时日。

造成对文学文本的误解与误读还有一个因素，那是批评界的浮躁之气。对文学文本就没有细读，一些情节与细节就没有看懂，便阶级成份一划分，标签一贴，判词一定，就万事大吉了。这种学风是极有害的，应该坚决改正。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讨论《原野》的意义，就不仅仅限于《原野》了。对《原野》的误解与误解是一种普遍的批评风气和评价偏颇。因之，恢复《原野》的本来面目。挖掘它能指后面的所指便具有普遍的意义了。

原载于《四川戏剧》200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