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魏春鸽（1995—），商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职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摘 要：网络“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公众舆论与公众认知领域出现情感立场优先于客观事实、算法操纵认知、信任危机蔓延等典型特征，颠覆性重构了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场域解构。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其价值观易受网络环境影响，系统剖析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的多维困境，结合价值观教育理论、传播学理论与心理学理论等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是当前思政教育亟待深入关注与研究的核心命题。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认知偏差；价值观引导
一、网络“后真相”时代的内涵与表现
在消费社会与数字技术深度互构的当代语境下，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与媒介技术的结构性异化共同催生了网络“后真相”时代的典型症候。具体表现为在公共舆论场域中，客观事实的认知权威持续消解，情感动员、价值立场与群体信仰等非理性要素逐渐凌驾于事实性判断之上，进而导致真相的公共性被系统性解构。尤其在网络空间中，事实的碎片化生产、情感的的算法化动员，进一步使该现象呈现出显著的扩散效应与强化趋势。当事实判断失去公共坐标，社会共识的建构转向价值立场的博弈，在公众领域则表现为：信任被异化,人们很难追究信息的真假,而在碎片化的表象和情绪化的斗争中,依据自身的情感与信念建立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评判[1]。
二、网络“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的困境分析
网络“后真相”现象栖身于当下生活场域,意识形态渗透方面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深入剖析此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的困境，能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问题根源，从而制定引导策略，助力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一）信息环境的复杂性
在网络“后真相”时代，信息环境的复杂性构成了大学生价值观引导进程中的首要困境。“后真相”叙事具有典型的形而上学特性,呈现为孤立、片面的观察视角下某种特定情绪的宣扬和发泄。这种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叙事方式,为意识形态负面舆论提供了多维路径[2]。在信息来源上，新媒体技术让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呈现多元化态势，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的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大学生的“常驻”领域。而在此类媒介平台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又存在着平台资本驱动下失真叙事现象、碎片化、情感化传播等现象，使得大学生在线性认知逻辑解构的情况下往往基于情感共鸣趋向娱乐化、浅表化的内容，形成“情感先行-事实后置”的认知偏差。同时大数据背景下算法黑箱的认知驯化亦不可忽视，在群体极化圈层认同的压力下，大学生认知模式体现出“立场极化-价值排他”的特征，这导致主流价值观的统摄力严重被稀释。
（二）教育主体的权威性削弱
在网络“后真相”时代的信息生态中，传统教育模式在应对网络环境的快速变化时暴露出诸多不适应性。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指出，数字技术通过消解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的边界[3]，使大学生置身于“课堂权威叙事”与“网络草根话语”的双重情境中。而传统思政教育模式的单向性和滞后性，在面对扩散迅速且具有强大冲击力的网络信息时难以在第一时间消解网络情绪对大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而且，当前思政教育内容的更新迭代速度明显滞后，课程内容滞后性与社会问题复杂化产生认知断裂，导致学生认为其是“脱离现实”的空洞理论。并且在教师无法通过知识阐释来有效回应某些热点事件中的情感逻辑时，学生转而走向更具情感黏性的网络上发布的相关内容，传统思政教育的理性化话语形态因缺乏情感代入而沦为“弱仪式”，学生虽认知价值观教育内容文本，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情感认同与行为准则。
（三）大学生主体性的矛盾
在网络“后真相”时代的社交生态中，依据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呈现理论”，个体会通过符号号化身份建构行为，策略性的筛选符合期待的信息进行表演性输出以获得他人的认可和积极评价。在网络“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成为大学生践行“自我呈现理论”的重要平台并且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往往伴随着矛盾与冲突。例如大学生在“自我呈现”中建构的虚拟身份与现实行为的割裂导致的认知失调削弱了其价值观的内在一致性。与此同时，在主流价值观与网络亚文化的符号博弈中迫使大学生在双重意识中不断切换认知框架从而加剧了其价值观的碎片化与虚无化。
三、网络“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的对策建议
针对信息传播生态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构成的严峻挑战，需构建系统性引导策略，将理论逻辑转化为实践路径，实现价值引领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建构”的转型。
（一）优化信息环境，提升媒介素养
在网络“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基于传播学的“信息环境—主体能力”双重作用模型，信息环境的优化以及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成为引导大学生筑牢价值根基的关键着力点。因此，政府需加强相关法治建设，引导主流媒体切实发挥“把关人”作用，既要在运作层面加强媒体责任意识规范运营机制，又要在技术层面对推荐机制进行价值观嵌入与透明性改造以阻断虚假信息的指数级传播，为大学生营造健康信息环境，降低不良信息影响。此外，高校应致力于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或开设针对性课程，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增强其解码能力、反思能力、参与能力，使其从“被动受众”转变为“积极公民”，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奠定基础。
（二）创新思政教育模式，增强教育实效性
在“后真相”时代，思政教育依然是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核心环节，因此创新思政教育模式迫在眉睫。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灌输到对话的转变，重建主体间性教育关系构建“教师—学生—网络”三元互动框架，通过议题式教学（如“共同富裕VS躺平文化”辩论）实现理论逻辑与生活世界的意义衔接[4]。此外，在课程资源建构方面依据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习惯与心理特点，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构建动态课程更新机制，采用短视频、直播、线上互动课程等多样化的形式，将抽象的价值观教育内容转化为生动有趣、贴近大学生生活的素材，实现“意义再生产”的情感共鸣，将价值观教育从“外部灌输”转向“内生建构”。
（三）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形成教育合力
在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并且彼此影响的复杂生态系统。因此，学校、家庭、社会都是大学生价值观引导过程中的关键主体，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十分必要。学校在这一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使家校双方共同参与到学生价值观的塑造进程中，构建家校教育共同体的符号互动，通过紧密协作来保障教育理念与方式的连贯性与长效性。其次，学校还需积极高校需与媒体、企业等主体形成战略联盟，通过主流媒体参与课程开发、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等提升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关注度与实践参与度，促进其抽象价值向具体经验的转化。通过信息共享机制的技术赋能，实现多元协同的教育机制从松散耦合到深度互嵌，构建家校社媒协同育人网络，实现价值观教育的全链条渗透构筑起抵御认知异化的协同防线。
（四）关注学生心理需求，增强价值认同
从心理学视角审视，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与心理需求紧密相连，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本质是个体心理需求与外部价值符号互动建构的动态过程。高校需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于价值观教育的辅助性作用，致力于构建一套完备且科学的心理咨询服务体系，通过个体心理咨询与团体心理辅导，掌握大学生所遭遇的心理压力源、认知冲突点以及情绪困扰，继而精准助力大学生在情感维度的需求、自我实现维度的潜能激发以及认知发展维度的知识拓展与思维提升需求，帮助其完善认知结构。并在此过程中，将价值观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加深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实现“需求满足-认知发展-情感认同”心理机制的深度嵌入，从而突破价值观教育中“知而不信”“信而不行”的困局。
四、结论
网络“后真相”时代的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困境，本质是技术资本主义扩张与人的主体性异化交织作用的产物。资本逻辑下的信息异化、教育范式的代际脱节与个体认知的心理脆弱性，共同构成“后真相”冲击价值观秩序的三大结构性矛盾。破解这一困局，需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角为统领，既要以算法透明化与法治化遏制资本对认知秩序的操控，亦需通过教育生态的协同化革新重建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权威，更需回归“人的全面发展”本质，培育提升青年抵御认知异化的内生动力，为“后真相”时代的青年价值观教育开辟一条既坚守真理底色、又彰显人文温度的理性之路。
参考文献：
[1]刁生富,曹兰兰,吴选红.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的信任问题与信任重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06):80-85.
[2]徐艳玲,孙其战.“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困境与破解策略[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6(06):95-104.
[3]娜仁娜.探寻梅罗维茨学术思想的理论源头[J].中国传媒科技,2014,(08):14-15.
[4]闫翠娟,刘昱.“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轻工教育,2024,27(04):1-7.